中国应该补上“好人文化”

先富群体没有为社会进步做好榜样:

    当年那些已经富起来的人，本可能变成引领我们这个民族心性提升的可敬人士，但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可敬人士多起来了，而是土豪多起来了，证明了道德化的欠缺。我们寄希望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变得更道德，这样寄托民族素质的愿望是没错的。我们不能以道德与否的立场去评价那么多的农村打工青年，不能去要求在井下弯着腰的挖煤矿工们，不能去要求当年在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中为了这个国家经受阵痛、提前内退下岗的工人阶级，也不能去要求1949年以后一直种粮食喂养着这个国家、且要交差不多40%口粮税的农民们。从道德层面上看我们的人民大众，他们可以算是这个世界上很好的人民了。如果我们希望随着国家的发展能涌现一些更道德的新公民，那我们会更倾向寄希望于那些物质生活上先富起来、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恐怕问题恰恰正出在这里。我不敢说比例是多少，但至少一部分人没有为我们做出好榜样，辜负了我们的希望。财富分配的剪刀差越来越大，由此造成了一种情况，即对于当下的民众，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对于靠勤奋工作和辛苦劳动来改变生活品质的信心受到了严重的、甚至是羞辱性的伤害，而这对于国家是很不好的事情。

    探讨什么叫做贵族。如果我们重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面既有像阿纳托尔这种贵族阶层的花花公子，也有像安德烈公爵这样的爱国主义者，战争发生的时候率领军队上前线去保卫自己的国家，他的弟弟小安德烈公爵牺牲在了战场上。托尔斯泰这面镜子照出了两种不同的贵族。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是物质和资源上的贵族，那他们究竟更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德烈公爵呢？还是更像阿纳托尔呢？

现实问题在于一部分人“富”而未“贵”:

     中国社会风起云涌，新的社会现实正在出现，新的阶层仍在分化出来。中国的富人数量在不断增加，但能引领我们这个民族心性提升的、可敬的人士并没有增加，而是土豪多了起来了，财富积累的过程中，相当数量的人没有道德化起来。将财富和道德摆在了对立面，只有穷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只   有底层是道德的、只有草根是道德的、只有平民是道德的，道德这个词就专门属于底层。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生活先富起来的人变得更道德一些。而我们这样寄托民族素质的愿望，是绝对不错的。然而现实比较令人失望，至少一部分人没有做出好榜样。他们的灯红酒绿、挥金如土给社会带来了很坏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财富分配剪刀差，挫伤了当下已经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靠辛勤劳动改变生活品质的信心。——这对国家是很不好的事情。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的富人来说，在成为“生活中的人上人、贵族”以后，还应当成为精神上的贵族，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公爵，当战争发生的时候率领军队上前线去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是他理解的贵族。

   《中国生存启示录》中有一篇题为“敬畏在中国为什么水土不服？”的文章，探讨我们应该敬畏什么？比如人格的互敬、法律、良知、自然。然而当下种种现实都表明，中国人对法律、环境的敬畏之心是不够的。敬畏的产生，最初源于宗教对天堂和地狱的想象，人们害怕下地狱而不敢做坏事，希望上天堂而愿意做好事。后来文化从宗教那里接过了传棒，把宗教好的部分变成诗歌、小说，体现在主人公身上，在舞台上形象化，在荧幕上形象化。让人们在文化中产生敬意，愿意像文化中塑造的人物一样生活。“这种文化不断的太重要了，这是我们中国应该补上的。在西方我认为他们一直有好人文化这一课，好人文化的样板我个人觉得至少是雨果的《悲惨世界》……我们没有补上这一课，我们的宗教也没有达成这样的任务，文化也没有做好二传手。”

   1949年之后，中国还经历了一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一个政治家关于政治的思想被赋予了宗教的力量。阶级间的斗争是暴烈的行动，而不是不是绘画、做文章那样雅致、温良恭俭让。一旦变成阶级敌人，身边的人对你都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就是当时的一种文化。

“这样的社会太不适合善良的人生存了，”善良就是他在说好人文化时想表达的全部意思，“无论西方或者东方这一点一定是第一位的，是最主要的”。在一部马上开播的电视剧的结尾，梁晓声借一位母亲的嘴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感谢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培养出了善良儿女的父亲和母亲们。如果一个青年不善良，不管有多大的能量和才华，他最终不能成为一个好人。”

我是相信改革的，但改革这件事好比推磨。中国人口太多，对于人口数量要有形象的概念：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人口是16亿多一点，我们现在的人口只比一百多年前的世界人口少一些。我们有2.6亿多的农村季节工，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只这一部分人口就相当于两个俄罗斯。

    前苏联叶利钦做总统的时候有一件趣事：西方媒体访问克里姆林宫打扫卫生的老大娘，问她觉得自己和叶利钦总统的工作性质区别在哪儿？打扫卫生的老大娘说：“我打扫克林姆林宫，总统打扫俄罗斯。”这个话回答得太有水平了。那么我们姑且使用“打扫”这个词，要打扫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头脑？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我个人觉得中国非常像巨大的磨，太巨大了，中国现在这一盘磨就是一百年以前的世界之磨。

为了使巨大的磨盘转动，你们在座的着急，我肯定也着急。大家都希望这个磨盘转动得更自然一些，不要时快时慢，同时也应该有各种粮食不断地输到磨道里，不使磨盘空转。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即谁守在磨的推把上，谁对于磨的转动是最给力的。我们大家的手都不在推把上，离最大的推把要远得很，可能连看都看不到这个磨是怎么转动的，只能听到磨转动的声音。可能离磨还近一点，但是看到推磨的人也已经很吃力了。

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

   儒家思想其实不只是在当代被称为国学，而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认为是国学，尤其为历代帝王所尊崇。我对孔子是这样来定位的：第一，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思想产生的年代和希腊的苏格拉底、伯拉图、亚里士多德相差几百年，那时的东方和西方之间不可能实时交流，世界还不是平的，甚至我们还不知道有希腊这样一个国家。同样地，希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古国的存在也是了解甚微，我估计那时候中国最多也就是几千万人。但是在这两个国家同时开始生长思想，而且思想的内容存在相似的地方，这是一个足以令人类感到非常骄傲的思想现象。

    第二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孔子是封建历史时期的思想家，这是一定要看到的。孔孟的像历朝历代都是并排在一起的，孟子也被尊称为雅圣。但孔子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代朱元璋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坚决地把孟子这种思想剔除出去了。正因为孔子的思想中有着这样的一些方面，我才认为我们不能仅仅学他。

    第三点，不能因为孔子是封建时期的思想家，就断然否定他的思想中存在关乎人类自身价值的营养，但也决然不可以认为把当时的思想直接拿到今天来就可以疗治、解决当今人类的全部问题。不但中国的孔孟思想做不到，西方的苏格拉底、伯拉图的思想也不能做到。所有的思想都应该在人类的近代社会中经过洗礼、整合，产生出更好的思想。我个人认为，如果想使自己有思想的话，一定要既看孔子，也要看苏格拉底，还要看十七、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西方思想，以及1900年后的一些思想现象，把这些都整合在一起，你会发现是很享受的。你会看到，人类的思想现象有的时候在某些点上是那么的一致，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是那样接近，你会感到欣慰，并且感到一种极大的愉悦。正是这一部分形成了人类的普世价值。你也会看到，由于东西方的差异、历史文明的长短、被外族所侵略的次数多少，思想之间也会发生差异。这种差异会使我们更了解自身的历史为什么会是那样的，而不是和别人一样的。

     一个希望自己有思想的中国人应该把古代传统思想作为盾来抵挡西方的思想，或是认为“不用你们，即使我要变得有思想，有自己的老祖宗就够了”，这种心理是我绝对不赞同的。（蒋兴成辑）